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和必由之路，而且开创了发展中国家走向法治现代化的新道路，照亮了世界法治文明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的美好前程。

法权-法义务、剩余权-法外义务。（3）人们应该和必须适应权利主张而作出或抑制一定行为的负担或约束。

其时，法理学领域也开始有学者努力在权利义务法理学的范畴架构下艰难地克服其固有局限，努力把研究的范围从个人义务拓展到国家义务、国家机关义务，这无疑也是义务研究得以深入的表现之一。在这方面，当代一位美国哲学家的说法很有代表性。第三步，把对从上述步骤中直接或间接获得新生的权利、权力、义务的实质的研究推进到它们的本质、本质载体层次，在财产关系层次揭示它们之间的客观联系，从而提升义务在该基本概念体系中的逻辑自洽程度。此举不仅解决了此前权力缺席和与权力相关联的义务全部遭外延复合型权利包裹、遮蔽的结构性缺憾，也消除了体系中几乎与所有其他基本概念相伴随的义务都招致外延复合型权利裹挟、遮蔽的连带损害。从法律等行为规则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可通过修改规则把原来作为权利的某种行为规定为义务，把原来作为义务的某种行为规定为权利的意义上说，这个命题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成立的。

对义务和法义务本质、本质载体之认识的形成和改变，必然从根本上改变此前法学界形成的对义务的认知。应该说，按这个标准，我国学者过去七十余年对于此前中文法学认识义务的成就是有所关注的，但关注度比较低。3.再法典化的技术目标在于整合法源 再法典化是依据时代变革的法典编纂，目标在于整合甚至统一法源，便捷法治思维，使法治更好地实现。

这种对法典的迷恋，还继续影响着法律学人，乃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关于法律法典化的呼吁。(20)归纳就是以简约的方式建构逻辑一致的体系性法律。由于传统中国的法律形式与法律法典化有暗合之处，加之在近代西方法学输入过程中对反法典化思想的引介不多，法典化遂成为中国法学家的主流语用。法典不能是抽象的理性建构，而是要适用于所有人的具体的规则。

在中国古代存在着盛世修典的观念。在13世纪的欧洲地区，‘法典这一语词被法学家们重新激活。

换言之，法典语用的四个指向(法典化、反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被裁剪为法典化，即由习惯规范的汇编出现了成文法，而后对规范的整理又出现了制定法体系，而制定法的高级阶段必然是走向法典化。对无瑕疵法典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之所以如此，主因还是立法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对法典化的思考忽视了司法、执法活动对法律意义的完善、补充以及修复功能。一般认为，法典的编纂是19世纪在大陆法系发展出来的独有的社会、历史现象。

二是关于它的实质性质，它对法典化的两个政策作出了区分：或者固定现存的规则，或对新问题作出独创的回答。法典之典的意思就是权威性和稳定性。(63)然而，当我国《民法典》进入立法规划后，刑法学者也提出：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笔者对此稍作拓展，主要从语用的三个层面界定、阐释法律法典化之含义。

二、解法典化的意义 解法典化命题由意大利法学家那塔利诺·伊尔蒂提出，自1978年其名篇《解法典的时代》发表以来，许多研究者以民法典为对象，从不同角度对解法典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15)同前注③，穗积陈重书，第26页。

对于再法典化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法律规范不能因人而异，不能因为特殊人、特殊事而有所差异。

(75)同前注①，罗杰·伯科威茨书，第34页。这些理论以及对于英国司法改革的努力，虽然没有颠覆英国法的法源构成，但却对整个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49)只有法律本身安定，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②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法律、法治、法理等都是逻辑拟制的产物。(51)同前注(49)，阿图尔·考夫曼书，第210页。

二是根据先破后立的方式重新编纂。法典是社会稳定基础上的立法筹划。

可是，法典需阐释才能使用的现实，导致了法典必须向解释者、社会开放，而在开放中的法源，不可能是一元的。(48)同前注(38)，陆青文。

(34)同前注(23)，童德华文。立法者无法改变经济基础，因而其不是创造法律，而只是表述法律。

1.再法典化需要注意法律一般性 法律一般性所表达的是行为规范，具有效力主体的抽象性。法律的含义变化无常会影响法律权威，法律不能反复使用也就不具有安定性。(45)同前注(38)，陆青文。(56)法典的意义只能由读者或使用者赋予，离不开充满想象力和学理创造力的阐释。

法典出现会引发静止社会及发展的停滞，这一论断也是英国法学家梅因反法典化观念的经典表述。这属于法律移植的组成部分。

再法典化所要做的技术工作是整合法源，否则有些法源间的冲突难以消除，对法律的完善也难以体现。……能够回应生态文明的新期待。

法典是以语言表述的文本体系，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包括概括性、模糊性等)决定了法典必然存在缺陷。(40)故不能过分地或片面地看重法典的价值，特别是西方法典的价值，以为它就是救世良药，以为引进了它就能使我国法律实现转型，就能使我国法律实现现代化。

(47)同前注(38)，陆青文。法典形式的立法技术有利于实现法律的普遍性、确定性、体系性和完整性。(54)同前注①，罗杰·伯科威茨书，第14页、第55页。革命胜利、改革成功、社会转型、现代化目标设置等，都可能成为法典化的理由。

(12)法典化主要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个就是书面的正式有效性，它创设产生了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提取公因式又与归纳方法结合，使法律法典化方法更趋完善。

在彼时，对法典的使用并没有系统、整体的考究，只要是成文的规范法律都可称为法典，诸如《索伦法典》《德拉古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等。(64)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

然而，如果把社科法学的研究结论直接用于司法、执法，则会使法律教义学所捍卫的法律权威性、自主性等出现危机。刑法学者也意识到，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对于1997年刑法典内容进行修改完善。